理坑
2001年5月26日, 清華->沱川->理坑->沱川, 夜宿沒有名字的招待所 (Y5/床)
昨天我沿著清華老街想走去彩虹橋看看, 經過一個小賣店, 跟門外兩位中年男子聊起來, 其中一位叫戴欣泰, 他知道我要去彩虹橋, 便說過橋的門票要Y10, 好貴啊, 其實也沒有甚麼看。他的朋友姓胡, 他跟我說: 「你明天去到虹橋, 你跟賣票的說你是工大的(勞工大學), 那就不用買票了, 那個賣票的姓胡, 很麻煩的, 你跟他說: '老胡, 我連你的名字都知道啊, 還買甚麼票?'」
今天我充滿信心, 把以上幾句對白唸了幾遍, 走到彩虹橋, 老胡攔著我要我買票, 我便說: 「我是工大的!」老胡說: 「你不是工大的, 你要買票。」我說: 「老胡, 我連你的名字都知道啊, 還買甚麼票?」老胡說: 「你不是工大的, 你要買票。」
彩虹橋旁的小姐們不停的笑, 老胡卻怎麼也不賣賬, 我看了看彩虹橋, 覺得十元不值, 便不過橋, 到旁邊拍了照, 老胡走過來說: 「拍照也要付錢。」我再拍了幾張照片才離開。回到老街後我把這件事告訴戴欣泰, 他說昨天都跟你說過老胡很麻煩的, 全村人都怕了他。
其實戴欣泰的家要比彩虹橋好看多了, 我看了幾個村落, 發現老房子裡的人物木雕的頭部都被毀了, 但戴家這裡的卻完好保存下來。我問他這些雕刻文革時為何沒有受到破壞, 他說當用泥巴封住木雕, 別人看不到, 現在才把泥巴洗掉。他家的木雕非常細緻, 他說以前他家在這裡是大戶人家, 做上海茶葉和杭州絲綢的生意, 但文革時人們說他家有「地主成份」, 書也只能唸到小學, 沒文化, 有些親人那時走了, 到現在也不願意回來。
他提到文革時, 只是頻頻的說: 「很久了, 沒甚麼」。我問他可不可以拍他家的人物木雕, 他有點猶豫, 想了想才說可以。他說: 「其實我也不是怕甚麼, 都五十多歲了, 還有甚麼好怕呢? 就是怕麻煩……」
我不知道他在當年的經歷如何, 但他對我提到文革的事說, 總是不願多談, 真的要談了, 眼睛也總是望得遠遠的, 像是在追憶甚麼似的, 在我這個陌生人前, 他的眼睛還帶有淚光。
文革三十年, 過了三十多年的一件政治事件, 卻是一個人的一生了。看到這種事, 也不能不感嘆: 一班無知的群眾出了個神經失常而又愛鬥權的變態領袖, 毀了不少文物, 更毀了無數人的一輩子。更讓人不明白的是, 這個領袖到現在還被捧得這麼高, 那麼“神”。
我打算從清華坐車到沱川理坑, 清華這裡沒有公車站, 我走到街頭的圓型轉灣處等著路過的公車, 我坐在樹下乘涼。樹旁的小賣店老闆說還有一段時間才有車, 著我去看看那棵有千年歷史國家一級保護的唐代樹, 樹就在清華小學中間, 也就是一棵大樹, 樹扭來扭去又沒有化作妖精, 沒甚麼好看的。
小賣店的它闆問我是哪裡的人, 我說是香港。
有些人遇到英國人就會說HELLO, THANK YOU; 遇到日本人就說KONNICHIWA, ARIGATOU GOZAIMASU; 至於遇到香港人呢, 就會說NEI HOU (你好), DOI JIE (多謝)。似乎要用這幾句話顯示自己對對方文化的影識。一般我遇到這類人, 都會面上努力笑著, 心中卻暗呼無聊。
小賣店的老闆不是個平凡人, 他知道我是香港來後, 並沒有說甚麼NEI HOU之類的, 而是用不太純正的廣東話說: 「TSA SIU BAO」 (叉燒包)。我來不及反應, 他又再說了句「叉燒包」, 他見我沒有甚麼反應, 便又再說: 「你們香港那邊有很多叉燒包啊」。我有點搞不清為何他對香港的印象不是古惑仔而是叉燒包。
終於有車往沱川, 我一上車連坐都沒有坐好, 司機便大聲的問: 「你是香港來的嗎?」 他說他的朋友告訴他的。在短短的一小時車程內, 他不停的談論著我, 他跟同車的朋友用方言說過不停, 我只聽到「香港」二字, 他們聊一會又問我一些事, 又再自顧自的聊又再問我事情, 我完全不明白, 他們卻樂此不疲。
到了沱川, 我步行到了理坑, 理坑是婺源裡唯一的民俗文化村, 在全國眾多村落裡也只有百多個村落能有這稱號。我經過一家, 門外用粉筆字寫著「今天出售白豆腐霉豆腐」, 我探頭入去看看, 屋主張頭出來回應, 他姓余, 他說理坑大部份人余。他問我是不是上海來的, 我說是香港來的。我問他「尚書第」在哪, 他笑著的指了一個方向, 我離開時, 聽到身後他和鄰居不停的說: 「香港來的。」
我到了尚書第, 這裡的門樓上面寫著「尚書第」三字, 是以前工部尚書戶部侍郎余懋學的府第。不過又是因為文革, 於是現尚書第只餘下半截門樓。
正當我在尚書第下拍照時, 有一位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走過來, 他說要帶我四處看。他是46歲的余觀民, 是理坑的村長, 他說剛才聽人說有個人自己走來走去沒有導遊, 他就來帶我參觀。這裡的村落的消息傳得可真是快得神秘。
他說理坑這裡現在有307戶人家, 共1100多人, 不過年青的都出去打工了, 「經濟不好嘛, 這裡太窮了」。余觀民帶找在理坑裡四處看, 給我講解很多建築和歷史, 我們到了詒裕堂, 這裡是清道光年間茶商余顯輝的家, 我走進去看, 立即抬起頭留意木樑上的木刻, 但內裡已空著, 沒電燈也沒充足光線, 我只能隱約看到那些人物木雕不單保留了人物的頭部, 而且結構非常複雜, 人物也極多。中間掛著的是百忍圖, 上面清楚刻著「九世同居」四字, 左邊的木樑是穆桂英戲挑楊宗保, 右邊是三英戰呂布。在這裡我看到了在婺源看過最漂亮最精美的木刻藝術。
婺源很多村莊的建築都被稱為「徽派」, 我最初有點搞不清, 婺源雖然很接近安徽, 但卻在江西境內, 何以會有這麼多「徽派」。余觀民說這裡以前是「徽州」, 解放前婺源是安徽省管理的, 解放後才歸江西, 歸江西後生活就差了, 老百姓都很苦。他越說越多氣, 把一吐苦水都嘔了出來: 「鄉政府的官員只懂吃飯, 有問題又不處理, 池塘堵塞了又不處理, 有個人的彩電被人偷了, 連賊都抓到了, 又不處理, 早前我把個不做事的人退掉, 鄉政府說我違反組織法, 還要我停職停了22天, 現在又說要甚麼交稅, 要由村長去收稅, 老百姓不知道是政府要錢, 以為是村長要他們的錢……」他說到不公之處, 越說越激動, 過了一會平靜過來, 可是過一會又再激動, 激動與平靜相互交替, 周而復始……
我聽到有點頭暈, 便抓緊他平靜的時刻, 誇張的說: 「村長, 不如我們出去走走吧……」余觀民說「哦」了一聲, 說沒有問題, 拿著兩把傘子陪我到外轉轉, 他說怕要下雨了, 這時天陰陰下著細雨。
余觀民帶我到了大夫第, 這裡是清道光年間光祿夫人所建的, 內裡空空, 余觀民說本來有家人住在這裡, 但這裡要維修做旅遊業, 那家人就搬了去別的地方。余觀民指著大廳前的天井說, 這裡的建築特色是把天井建在屋裡, 因為水往家裡流, 肥水不流別人田。大夫第以前是辦公廳, 現在一點當年的痕蹟不到了, 只看到木牆上糊了很多報紙, 余觀民說村民沒錢裝修就報紙糊上去, 好看一點。
我仔細看看那些報紙上的日期, 赫然是1966年9月7日星期三的《贛東北報》, 也就是說這張報紙是在三十多年前糊上去的, 那時文化大革命才剛剛開始, 報紙上整版的新聞, 都是毛澤東的世界。頭版印著「毛主席萬歲, 偉大的領袖, 偉大的舵手」, 還有毛語錄。而所謂的「新聞」, 卻是甚麼「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 熱情宣傳毛澤東思想 全區紅衛兵用毛澤東思想做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」。那時候「文化大革命」這五字還是含有褒義的。
我問余觀民文革時對他有沒有影響, 他說當然有, 以前中學時化學物理都有九十分以上的啊, 有個下放到這裡的大學教授也說他很有前途, 不過因為成份不好, 唸不了自己想唸的科, 後來去了河北當鐵道兵, 又去了杭州打工, 還去過汕頭藏龍大廈當保案員, 最後回來老家, 九九年才當村長。
他後來還帶我去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地方, 例如天官上卿 (明天啟吏部尚書余懋衡府第), 司馬第 (清順治兵部主事余維摳府第), 官廳 (明代廣州知府余自怡審案辦公的地方, 文革時成了農業學大寨), 很多很多的官員, 很多很多的官邸。有時我問他一些歷史, 他說: 「這個連我也搞不清, 現在還在查證。」
這時天黑了, 余觀民說要送我到村口, 我們走了一會, 他忽然想起一事, 說這裡有一戶人, 有親人在香港, 但失了聯絡, 很久沒見了。余觀民想我去探望那家人。
那一家就在淵河旁邊, 余觀民說, 這家人的親人在香港住在「九條龍」……他說他們是解放前已到了香港。屋裡坐著一位老婦, 她的丈夫叫余尚保, 余尚保的哥哥去了香港, 在四十年前生下了余德明, 余德明又生了孩子, 在港已有三代人了。余觀民說, 如果找他就叫他回來這裡看親人。
我們離開那一家, 余觀民送我到村口的橋亭, 剛好看到下午時的那名司機, 不知為何他在這裡修理車。余觀民叫我坐他們的車回沱川便行, 下雨走路不方便。余觀民說, 如果我有辦法, 就在香港找些人來這裡投資搞旅遊業, 他說這裡投資不錯啊, 在山上種個果園, 遊客來到可以親自去採摘, 多好啊; 這邊又可以養些荷包紅鯉魚, 遊客自己打了上來就立刻弄來吃, 多好啊; 這裡的礦泉水又好, 遊客自己喝多少就多少, 多好啊; 把(淵河)水挖得深一點, 放些小竹伐讓遊客坐著, 多好啊; 邀請些搞攝影的人來, 讓其他人都知道這個地方, 多好啊; 從這邊開一條公路去黃山, 多